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从法国司法实践,探讨如何在中国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江晨,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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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晨女士

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作出决定或者裁决的重要参考因素。社会调查制度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 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个性化关怀和特殊保护。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刑事社会调查制度,有些国家的少年法甚至明确规定,少年案件非经社会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不得宣告刑罚。

一、法国及其它国家、地区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概况

开始接触法国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在艾克斯学习法国司法制度,一名上诉法院婚姻家庭审判庭的审判长来给我们讲课,在讲到离婚案件时我们看到了社会调查员的介入:两个调查员分别深入到夫妻双方的家庭生活,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行调查,以帮助法官判断离婚后孩子更适宜跟哪一方生活在一起。这位法官进一步讲到法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这里所指的社会调查制度范围比较广,包括民、刑两方面。)比较完善,不仅存在于民事审判庭,在少年法庭,对保护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以及对实现刑罚个别化,教育、感化和矫正未成年罪犯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法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社会对未成年人应尽可能保护、教育的基础之上。

自1945年法国通过《关于少年犯罪的法令》以来,其少年司法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迄今已形成主要的两套体系:对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处置。

所谓“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是指那些肉体或精神方面存在危险或困难,因缺乏关照或必要的教育而无法保证其健康、安全或良好品行的少年。法国专事少年司法职责的司法机构主要有少年法庭、青少年司法保护服务所等。而少年法官是法国少年司法体系中的核心人物,对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在进行一些家庭、教育、品格情况社会调查后其有权委托青少年司法保护所等社会司法辅助机构对该少年本人或其家庭进行教育救助等举措。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法国刑事法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设置了特殊的规定。如规定未成年人案件由特别法院而不是普通法院管辖,刑罚只适用于13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法国刑法把犯罪行为按严重程度划分为三类:违警罪、轻罪和重罪,分别由违警法庭、轻罪法庭和重罪法庭管辖。未成年人触犯这三类犯罪的,根据罪名和被告人年龄的不同,又分别由不同的审判组织进行审理。而社会调查员在庭前调查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进行分析、评估后制作出书面调查报告,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考虑。

法国的刑事未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未成年人的经历,个性、生活习惯及品行;(2)是否婚生子女,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和关系,家庭对其的教育、管理方法。是否收养或被抛弃的孩子,是否在收容所长大;(3)家庭社会地位、家庭品行;(4)有无犯罪前科,成长过程中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或事,如父母离婚、早逝等;(5)是否从事过农业劳动或家庭劳动;(6)有何宗教信仰;(7)犯罪的原因(8)是否有共犯,何种共犯;(9)父母、老师或其他有类似关系的人是否对他的犯罪行为感到意外;(10)被释放后改换环境(去异地)或离开他的家庭是否对他有好处;(11)重返家庭对他是否有利,适合在哪一个行业学习;(12)健康状况。

在法国,由社会调查员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员独立与司法机构,每五年选举一次。少年法院在接到相关人员或机构提出的控告后,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经过调查后,调查员撰写调查报告,并提交少年法官。在法院对被告进行处理性审理时,调查员负责向法院展示被告人的社会历史背景。

法国的社会调查制度对于饯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美国虽然各州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存在一定差异,但其社会调查制度大致相同。根据各州法律规定,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除设立少年法官外,另设缓刑官员。[1]少年法院在接到相关人员或机构提出的控告后,由缓刑官员启动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对涉案未成年人的背景性材料进行调查。缓刑官员在调查时,应当与被控告的未成年人会谈,可以调查他的家庭,访谈邻居、教师、雇主,可以委托相关专家进行心理或精神上的测试、评估。(调查内容各国大致相同,不再赘述。)

根据调查的情况,缓刑官可以驳回没有根据的控告;有权独立解决轻微违法问题;对应受司法关注的儿童应当提出正式的诉状,或者根据州法令就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失职致使儿童轻微罪错或无人照管而进行指控;对如何处理儿童向法官给出建议。[2]

英国,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活动的必经程序。法律明确规定,设立少年司法社会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帮助少年法官确定处理罪犯的最适当方法。[3]

在英国,担当少年司法社会调查的机构与人员较多,包括地方缓刑委员会官员、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组成员、地方当局社会服务部门的社会工作者等。[4]除通常的调查内容外,调查者还需要对少年犯所实施的行为的危害性进行评估,这种评估通常采用心理学的方式进行。

德国,社会调查制度也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少年法院利用大量的社会福利工作者,由他们来调查少年犯罪人的个人背景等情况,并且负责向检察官、法官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根据德国法律规定,诉讼程序开始后,应当通知青少年福利机构,由相应的福利机构启动社会调查程序。调查后,这些福利工作者就可能采取的处罚措施可以向法官提供一些建议。当然,他们还要监督纪律处罚令的执行,并且与监狱里的少年犯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以便帮助他们在释放后能够重新融入社会。[5]

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规定,少年法院分设刑事庭、保护庭、调查保护处、公设辅佐人室、并应配置心理测验员、心理辅导员及佐理员。[6]社会调查由调查保护处的调查官负责,心理测验员、心理辅导员、书记官、佐理员等随同少年调查官执行职务,并服从调查官监督。[7]

少年法院在接到法定有关移送、请求或报告事件后,便由少年调查官启动调查程序。经过调查,调查官应当向少年法院提出书面报告,并附具对案件的处理建议。但调查官的调查结果不得采为认定事实的唯一证据。[8]

二、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社会调查制度在很多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但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出书面材料交给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这就是我国的刑事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规定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各地在试行这一制度时委托的调查机构、调查方式和程序都不统一,调查标准不一,随意而为,而调查结果却对量刑产生深刻影响,故而有人质疑这一制度是否确有在中国存在的必要?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这一制度在中国存在确有必要: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一方面,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一些引起共鸣、感染和同情的情绪所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心理,作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一般相对较小;由于未成年人生活地域的有限性,可以认为他们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区内具备生成品格证据的基本条件。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表现更多的是真实的自我,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9]

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犯罪人来说,刑罚的最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同时让其能够顺利的重返社会。由于未成年人往往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具有极强可塑性,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治还比较容易,重塑其人格、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即使未成年人故意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只是惩罚未加以教育、挽救,根据标签理论,此人随后的行为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相反,我们从社会调查发现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体、精神、道德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对其作出合理的判决或决定,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过重或过轻的量刑给未成年被告人今后的改造、成长带来负面影响。基于刑罚个别化的判决或决定对该未成年人而言无疑是再社会化和预防犯罪的良方,而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则是产生这种判决或决定的基础。

三、对我国建立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虽然已有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相关的规定,但由于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各地在试行这一制度时委托的调查机构、调查方式和程序都不统一,调查标准不一,随意而为,致使这项制度流于形式。为了能够真正的发挥这项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必须细化制度。

(一)设立调查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庭前调查的主体有公诉机关、辩护人、法院、社会团体。因为规定的调查主体不确定,又没有统一的安排与协调者,在实践中的结果是重复调查,浪费司法资源或者相互推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所以建议建立专门的刑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构,独立于司法机关,但是受检察院监督。

该机构应该独立于司法机关。有人列举了由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来负责社会调查的一系列好处,但我们应该看到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一是收集犯罪证据的机关,一是指控犯罪的机关,要在他们行使职责的同时做社会调查,很难能够做到公正中立,而社会调查如果做不到公正中立,就不能起到反映事物本质的作用,也就失去了社会调查的意义。而如果由法院来调查则会产生审判人员先入为主的弊端,其最后的判决难免失之公正。另法院对自己作的社会调查予以采信,其真实性由谁来进行监督。所以公检法三个机关都不是适合的调查主体。

同理,由辩方进行社会调查,其观点带有倾向性,结果必定失之公正。故辩护人也不能作为调查主体。

排除了以上主体负责调查的资格,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在美国,社会调查的工作由缓刑官来负责。在法国,则由社会调查员来负责。缓刑官或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等进行查访,会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学校老师,邻居,学校同学,好朋友等人,做出一份较详实的社会调查报告,一般需要三十到六十天时间。借鉴他们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国情,我比较赞同将社会调查机构建立在我国各地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共青团等团体之中。如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其本身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关爱及保护未成年人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应在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地域环境前提下,委托这些组织,团体来进行社会调查。一方面,既保护了未成年人,又让共青团等的工作落到了实处,另一方面,也节省了司法资源,减少了诉讼消耗。

(二)细化社会调查员产生办法,任期。将社会调查机构建立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共青团等团体中,我们还需注意,一是各地具体由哪个组织负责应该固定下来,不然又难免造成重复劳动或互相推诿的现象;二是建立一套合理的选任机制,在受委托团体或组织中,选拔一些人员来担当调查员的工作,这些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历背景,而且人格,工作等无不良记录,并且这些人员有一定任期,期满后重新选拔;三是要对这些人员进行培训,要求他们在调查过程中,严肃认真,切勿掺杂个人感情。

以下是总结的法国的选任社会调查员一些规定,对我们或有借鉴作用:

社会调查员任期5年,在每个上诉法院辖区内有一份社会调查员的名单。

社会调查员应符合以下要求:1、登记时未满70岁;2、在担任社会调查员之前从事过足够长时间的职业工作,特别是从事跟社会或心理学等与社会调查有关的工作;3、没有从事任何影响其调查独立性的活动;4、在所任辖区内有住所;5、没有因为不道德、不廉洁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处分。

(三)赋与社会调查主体法律地位,并给与相应的制度保障。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在庭审中接受各方质证。

(四)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由于调查结果直接关系着判决、决定,为了确保调查结果客观公正,避免徇私,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1)从立法上建立相应的处罚措施,社会调查人员徇私舞弊的给予相应的处罚;(2)明确由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约。(3)两人调查制度,社会调查负责机构必须指派二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4)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5)调查员作出的调查报告在庭审中宣读,并经各方质证;(6)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五)社会调查的提起机构

根据国外的实践情况来看,形成一份客观、完整的社会调查报告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由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审限较短,由法院来提起社会调查,势必调查的时间不够,所以法院不适宜作社会调查的提起机构。由公安机关来提起社会调查,时间最宽裕,而且社会调查不仅对判决产生影响,对公安、检察院作出相应的决定也有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由公安机关来提起社会调查更为合适。

(六)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各国刑事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和调查员据此提出的建议。

个人背景资料包括: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

参考书目:
[1] 在美国少年司法中,缓刑官不仅仅是负责社会调查,还有其他重要职责,如,在庭审时担任儿童的代理人,在缓刑期内,则对儿童进行监管,因此,美国的缓刑官被称为“法庭的右臂”。许多少年法院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少年法院的成功应归功于缓刑官的训练有素与富有效率的工作。 Hurd, Harvey B. “,Juvenile Court Law: Minimum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Stood For.” Charities: A Review of Local and General Philanthropy 13 (January 7): 1905. PP.327-328.
[2] (美)戴维·塔嫩豪斯:“二十世纪初少年法院的演化”,载弗兰克林·E.·齐姆林主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等译,未出版稿。
[3] 参阅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58条、160条的规定。孙长永等译:《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132页。
[4] 参阅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58条的规定。孙长永等译:《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5] (美)加普·E.·窦克:“现代欧洲的少年司法”,载弗兰克林·E.·齐姆林主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等译,未出版稿。
[6] 参阅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2002年6月5日修正)第五条之一的规定。
[7] 参阅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2002年6月5日修正)第十一条的规定。
[8] 参阅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2002年6月5日修正)第十九条的规定。
[9]参阅刘立霞“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视角”,《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4期。

最新修改 06/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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